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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涂长望

2006年5月18日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涂长望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近代气象科学的开拓者,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卓越活动家。

  2006年5月18日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涂长望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近代气象科学的开拓者,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卓越活动家。

  为此,本刊特刊发大型文献纪录片《风雨人生―涂长望》解说词,以纪念涂长望先生百年诞辰。

  20世纪80年代,全球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灾害。气候变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全球性话题。而关于全球变暖的理论在此之前二十年的中国就已经出现。

  1961年的1月26日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在这份报纸中有一篇题目叫做《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的文章。文章列举事实并分析认为,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气候变暖的趋势。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家之一。他就是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涂长望先生。

  100多年前,这里是贫苦市民和小商贩杂居的地方,也曾是个连接城乡的繁华之地。1906年10月28日,涂长望就出生于在这里。十九世纪中叶,那时受自然灾害影响,乡下生活不下去,涂长望的爷爷涂发德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凑钱在大通巷3号建起了涂家老屋。涂长望的父亲涂含章9岁就在英国牧师家里做西厨助手。他能读中文书籍,并且会讲一点英语。涂长望的母亲汪美珍受过新学教育,是个性格活泼的新女性。汪美珍一生为涂家生了11个子女,涂长望排行老二。

  涂长望上小学之前,父母每周都要带他去教堂做礼拜。他觉得这里有糖吃,还有钢琴和唱诗班,洋牧师对孩子们似乎也很和善。7岁那年,涂长望进入教会小学免费读书,他也从此慢慢体会到了洋人们的傲慢无理和对中国人的蔑视。1920年涂长望升入武昌博文书院。博文书院成立于1885年,是由英国传教士修建的,一直聘请受过高等教育的洋人任教。

  1929年,涂长望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受到好朋友陈立的邀请回到母校博文中学担任理科教员,先于涂长望毕业的陈立已经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了。在博文中学,涂长望教学生物理、数学和地理,因为备课认真,口才也好,不到半年,涂长望就成了学生们喜欢的老师。

  1930年春天,涂长望与好友陈立一起参加了湖北省的官费留学考试,结果二人以头两名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夏天,涂长望的母亲汪美珍不仅要送他去英国,还要送妹妹碧波去香港。临别那天,全家人到码头上来送行。汽笛拉响,轮船启航之时,母亲早已泪流满面。

  涂长望与另一位被录取学生霍秉权一起办完了各种手续,在上海与陈立汇合,一起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经哈尔滨。他们 买的是国际联运客票,可以从哈尔滨一直坐到伦敦。涂长望的留学之旅就是这样一个辗转的行程。1930年10月,号称雾都的伦敦,以难得的好天气迎来了几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学子。涂长望小时候常听洋牧师念叨的伦敦桥和大本钟就矗立在眼前。

  涂长望和陈立来到伦敦大学,两人都在第一学院就读,涂长望注册的是经济地理专业。浪漫的校园时光散发出自由的青春气息,让这位东方青年心潮澎湃。

  第二学期,一次旁听气象课时,涂长望结识了当时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发现 “沃克环流”的吉尔伯特?沃克爵士。涂长望从此开始对气象科学产生了兴趣。看过涂长望头一学期的成绩单,年迈的沃克爵士破例收下了这个中国学生。

  到伦敦学习满两年的时候,涂长望收获的季节来了。他的硕士论文《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通过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答辩, 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要求尽快发表他的论文要点。他被授予气象学硕士学位,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这也是皇家气象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会员。

  1931年,涂长望带着课题到德国实习。实习期间,柏林各家报纸头条都报道了中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的消息,涂长望家乡武汉10万余人丧生,就连他母校博文中学也未能幸免。这一切都让涂长望深切感受到他所从事的气象研究的重要价值。七月中旬,涂长望回到伦敦,他向华语支部表达了入党的愿望,几天后,组织决定正式批准涂长望成为英国共产党华语支部党员,支部党员于炳然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回到利物浦后不久,涂长望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南京北极阁气象台的信。所长竺可桢邀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职。涂长望立即回信表示愿意回祖国服务。

  1934年8月底,涂长望中断了博士学位的学习,离开英国,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临行前,他的导师罗斯贝将一块湿度表送给自己最喜爱的学生涂长望作为纪念,希望他将来在气象事业上有所成就。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旅途,涂长望回到了祖国。

  气象研究所位于南京市内最高的钦天山上,山顶建有一座三层观测楼,站在楼顶向南眺望,整个市区一览无余。向北眺望,美丽的玄武湖犹如一幅天然画卷尽收眼底。早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就曾经设有司天台,元代至明代都曾先后重建观象台。山上的观测仪器十分精良。清朝康熙年间,钦天山观象台的仪器移到了北京,这座观象台就逐渐荒废,到民国年间就只剩下一座破败不堪的道观了。1928年,竺可桢在此重新建立了观象台。

  涂长望的到来,让急需气象人才的所长竺可桢感到无比欣慰,他立即安排涂长望负责大气环流、长期预报和气候方面的研究。在玄武湖畔,钦天山上,涂长望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北极阁优美宁静的环境,让涂长望觉得心情十分舒畅。他将自己的研究目标定为旱涝的长期预报,而这在中国气象史上是开先河之举。

  1935年,气象学会年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涂长望被选为理事,以及《气象月刊》的总编辑。

  涂长望用带回国的照相机拍摄气象研究照片,到了晚上他就利用北极阁良好的观测角度观测星宿。

  1935年8月,所长竺可桢安排涂长望到清华大学地理系担任气象学教授。在这里,他亲眼目睹发生在身边的“一二九”运动,他发表演讲,支持学生。

  在北平,涂长望见到了好几个共产党伦敦华语支部的成员。涂长望开始参加小组活动,并交纳党费。但是没过多久,随着斗争形式的严酷,党组织生活更加隐密。

  这时候,涂长望接到竺可桢的来信,催他赶紧回南京。涂长望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时的竺可桢已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气象所的工作由吕炯代理,竺可桢希望涂长望能够回来帮助吕炯。

  对于涂长望来说,南京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不仅有他执着追求的事业,还有他最心爱的人在等他。这时候,涂长望已经认识了王回珠。

  王回珠1909年1月生于江苏吴江,自幼父母双亡,由外婆抚养长大。高中毕业后,考进东吴大学,后来到当时的中央卫生署工作。

  不久,王回珠的舅舅、舅母在上海为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之后,他们回到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虽是新婚燕尔,涂长望也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有丝毫懈怠。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好几篇有关长期预报的文章,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台打字机派上了用场。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样做也是便于国际学术交流。

  1937年,一直觊觎中华大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挑起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初,日本军队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京的至高点北极阁成了日军轰炸的目标。

  半年后涂长望带领一批人,在重庆曾家岩附近落脚。这个时候,涂长望的妻子王回珠已经怀有身孕。1938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夫妻俩给他取名:多伦。

  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远不如南京,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也随时威胁着市民的生命安全,但涂长望照样坚持对中国气候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他的论文《中国自由大气气候状况的初步研究》、《中国气团》都是在恶劣的条件下用英文写成。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服务于抗战的中国年轻空军和支援中国的美国空军,希望他们能掌握和利用中国高空气候的规律,多打胜仗。

  在重庆期间,涂长望得知,在空军当飞行员的弟弟涂长安,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幸牺牲。

  随着日军逐渐侵入中国腹地,浙江大学等一批高校不得不再次迁移到更加偏远的西南。

  1939年5月,涂长望调任远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1942年涂长望因为和浙江大学的国民党员教授发生矛盾,愤然离校。迫于生存的需要,经好友黄秉维介绍,涂长望到重庆綦江的一家工厂工作了一年,他在这里接触到了真正的产业工人。

  第二年,涂长望离开綦江,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在此期间,涂长望和研究生黄仕松一起发现了季风跳跃现象。

  因为长时间奔波劳累,加上一直心情不佳,涂长望病倒了,全家遇上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无奈之下他卖掉了从德国买回来的自己最心爱的打字机。

  1943年12月28日,涂长望应邀到《新华日报》社参加一个宴会。他在这里见到了他一直想见的人。 原来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是为了给著名的梁希老人祝贺六十大寿。在和涂长望交谈时,周恩来特别问起他的病情以及气象研究方面的问题。

  1945年7月1日,涂长望与友人一起成立了民主科学社,并担任总干事。两个月后的九月三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同一天,民主科学社正式更名为“九三学社”。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并会见了重庆的各界代表。两天后,涂长望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在曾家岩的桂园看望中国科协的代表。

  在桂园门口,迎接代表们的是他们熟悉的王炳南。涂长望一行八人来到这间长方形的客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都来相迎,周恩来一一向毛泽东作介绍。毛泽东仔细倾听教授们的想法,了解知识界对共产党的看法。他爽朗的笑声让大家不再拘谨,热烈的掌声也不断从这座小楼里传出来。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化解了教授们的疑虑,大家都觉得心中豁然开朗。

  这次会见后不久,涂长望设法甩掉特务盯梢,冒险把一批气象资料,通过自己在清华的学生蒋金涛送往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和涂长望一起参加了中国气象局的创建工作。

  1946年,气象所随政府还都南京,涂长望除了研究所和中大的工作,还要为九三学社和科协的事忙碌。1947年7月,在涂长望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科协南京分会在中央大学成立。之后,各地科协相继成立。

  1947年底,涂长望又接到新的任务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同时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准许,涂长望来到美国大使馆,担任编译室主任,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可以直接接触到来自共产党电台的消息,及时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涂长望不仅把这些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转达给爱国民主人士,同时将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绝密情报转送到延安。对于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涂长望来说,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幸运的是,每次秘密会议,涂长望都有一个好帮手,那就是他的夫人,每次开会夫人都会在楼下接应。

  涂长望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也随即迅速离开了美国驻华使馆。地下党组织通知涂长望,他的名字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1948年9月,涂长望离开工作生活多年的南京,悄悄告别妻儿,由好友黄秉维护送,秘密抵达上海。王回珠带着儿子多伦赶往香港,与涂长望会合。不久,他们在中共地下党驻香港总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下,登上了一艘空载的挪威运煤船北上天津。海上航行并不寂寞,大家就如同到了解放区,年轻人组成合唱队,高唱革命歌曲。几天后,涂长望等人乘坐的驳船在塘沽码头靠岸,兴奋的人们真正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而在不远的北平,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真正的收获胜利的金秋。

  1949年9月21日晚上,北平城里,下起了一阵雷雨。涂长望与同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竺可桢等科学界代表一起,正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聆听着毛泽东的《致开幕词》,涂长望心潮澎湃。会议大厅里的掌声与大厅外轰隆隆的雷雨声相互呼应,仿佛上苍也来为旧势力的灭亡鼓掌送行。

  1949年10月1日,涂长望和来自各界的代表和委员们,在观礼台上一起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中华民族摆脱殖民主义和旧势力的统治,走向新社会的伟大历史时刻。当天安门上空飞过属于人民的飞机时,人们都兴奋不已,作为气象专家的涂长望却更加感到了组建新中国气象事业的紧迫性。

  1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第444号主席令: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涂长望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张乃召、卢鋈为副局长,并调蒋金涛为办公厅主任。

  军委气象局无疑是为了服务于当时战争需要,让一个同党多年失去联系的人担当局长这一重任在军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1950年5月,军委气象局迁到新街口航空署街7号,开始了气象事业的大发展。为了方便工作,涂长望等人的住处安排在了离航空署街旁边的棉花胡同40号。

  简单的不仅仅是涂家的陈设,整个国家都是百废待兴。原有的气象台站稀少,布局不合理。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器材和人才的不足。很多事情,涂长望都是亲自过问。

  面对旧中国气象工作分散稀少的局面,涂长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订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通盘计划。

  经过新中国早期气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人国气象台站,从国民党时期的70多个,到1957年就增加到了1600多个,同时对包括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在内的新老气象台站进行了调整和改进。

  为了充实气象队伍,涂长望想到了自己的学生们。他给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叶笃正、谢义炳、朱和周等人写信,希望他们能回国效力。另一方面,调集地方上现有的气象专家,满足北京的气象人员缺口。远水难解近渴,涂长望觉得当务之急是培养气象系统现有人员,他想尽办法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1953年,涂长望在原气象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气象专科学校,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气象高等学校。涂长望亲自担任校长。1955年7月,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气象专科学校迁往南京光华门外,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为了纪念自己的第一任校长,学校建起了这座长望亭。为了解决气象人员的不足,涂长望又调集人力,组建了新的北京气象学校。

  对于气象教育的硬件投入,涂长望从来都是优先考虑。鉴于建国初期,中国气象专业人员力量的分散,涂长望和中科院的赵九章商量,决定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简称:联心。“联心”阵容强大,汇集了第一流的气象专家,涂长望除了行政事务,自己也抽空参加会商。为配合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以及抗美援朝,“联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8月,按照毛主席的《转建命令》,全国气象系统完成了建制转移,涂长望被任命为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

  由于技术设备方面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依然很低,误报漏报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技术设备落后的局面,经周总理批准,涂长望设法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雷达。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涂长望被聘为学部委员,不过,身兼数职的涂长望没有时间沉浸在荣誉之中,他很快就要再次代表中国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

  作为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涂长望以中国科联常委的身份多次出访欧美等国。由于涂长望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在出访英国、波兰、德国、奥地利等国时,中国代表团都以有如此出色的活动家而备受关注。

  1956年6月1日8时起,中国气象情报正式解密。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对中国的气象成就十分敬佩,而亚洲周边国家更是受益匪浅。国际气象合作也日渐重要。

  1957年2月,赵九章和涂长望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区域会议。

  涂长望在日本逗留了20多天,除了开会,还考察了日本的气象科学,结交了新朋友,并邀请日本专家来华访问讲学。在涂长望的努力下,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数值预报引入到了中国。

  经过六、七年的努力,中央气象局和各地方台站的建设基本完成,各项工作已经逐步进入正轨。而更让涂长望感到无比欣慰的是,在他心中积存多年的入党的夙愿就要实现了。1956年4月26日,当涂长望得知局党总支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涂长望虽然几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未能恢复关系,但从早年加入英共开始,他就始终以党员的标准来行事。

  1957年“五一”前夕,全国气象先进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了气象先进工作者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工作之余,涂长望会抽空陪家人逛逛公园,他一直坚持锻炼身体,这是他早年在英国养成的好习惯。由于工作任务繁重,长期的劳累使涂长望感觉自己的健康已不如从前了

  无论是在人迹罕至的大漠边垂,还是沟渠纵横的河套平原,无论是牧民的蒙古包,还是晋北的窑洞,涂长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群众中间,他一边指导当地的气象台站建设,一边还不忘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在山西、内蒙出差共38天,涂长望一行先后视察了几十个偏远山区的台站。10月底,身体虚弱的涂长望回到北京就病倒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脑部出现肿瘤。

  1959年春节过后,涂长望由夫人王回珠陪同,来到杭州疗养,并见到了好友陈立一家。在杭州疗养期间,两次台风登陆造成特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有5000人死亡或失踪,近千艘船只被毁。涂长望忧心冲冲,常常自责病魔给自己造成的影响。

  1959年,涂长望再次出任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感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久,涂长望不顾病痛的折磨,结束疗养返回北京。途经上海时,涂长望亲自查看了刚刚引进的新型天气雷达。

  返回北京后不久,涂长望又来到了久违的办公桌前,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疗养期间,涂长望对自己的一些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和全面思考基础上,涂长望提出了全球变暖的理论。时隔20年后,这一问题才被普遍重视。今天,人们对这位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充满景仰,涂长望和他的理论将会永远铭刻在世界气象科学的历史丰碑上。

  随着病情的恶化,涂长望再次住院治疗。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想到的还是气象事业。他准备了材料,向有关部门写信,希望领导安排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1962年6月9日早晨5时35分,年仅56岁的涂长望离开了他亲爱的家人,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气象事业。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七律《挽涂长望同志》:同君屡次赋欧游,才干堪推第一流。肝胆照人风洒脱,心胸涵物韵容休。戡天志在争民主,返日戈挥夺自由。努力一生无懈怠,令人长忆旧渝洲。

  这首诗不仅是郭沫若痛失一位好同志的心情写照,更是对涂长望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对他所做贡献的最佳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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