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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_1_文章

  1926年春,胡焕庸先生(1901—1998年)远赴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两年之后,从法国学成回国,既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的教务长、地学系主任和教授,又担任了气象科研所的研究员。1946年,受聘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研究教授。1981年以后,长期担任受联合国人口组织重点资助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胡先生在地理学多个领域都有着颇深的造诣,勤耕耘、善收获,著译之多在同时期地理学家中首屈一指。胡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在人口地理学研究方面,他是我国研究人口地理学的大师、世界知名的人口地理学家。他发现的我国人口密度地区分布的突变线,被中国地理学界称之为“胡焕庸线”,外国称之为“Hu Line”,即“胡线”。在2009年10月中国地理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联合发动全国地理学家评选中国境内100年来最有价值的地理大发现,“胡线”被评选为最有价值的30个“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地理学家评价认为,“胡线”的重要科学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奥秘,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础。

  “胡焕庸线”的核心内容

  胡先生对于我国各地区是何种气候、何种地形地貌、何种农业类型、能够分布多少人口等问题有深透的了解。为了研究我国人口地理,他通过详细的调查和推算,得到当时全国各县市的人口数据,然后采用“点子法”制图。所谓“点子法”,是指用一个点子代表一万人,当时我国人口有4.7亿,所以要在图上一共点出4.7万个点子,每个点子还要点在地图相应的位置上。全国首张“中国人口密度图”编制好以后,他在此图上研究发现:从我国东南部到西北内陆地区,人口密度先是逐渐减小,到黑龙江省瑷珲(今黑河)至云南省腾冲一线忽然变成“悬崖式”减小,形成一条人口分布突变线—“胡线”。

  “胡线”最早出现在《中国人口之分布》这篇论文中,此文刊载于《地理学报》1935年第2卷第2期上。胡先生在文中论述道:“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当时蒙古国尚未独立,全国面积包括此国)。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这就是“胡线”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胡线”两边中国人口多寡之悬殊,疏密之迥异。后来有人干脆称这条线为中国人口分布疏密线。

  “胡焕庸线”是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

  地形和气候是构成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因素,由于我国不同地区这两个因素各不相同,致使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我国人口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的局面。

  “胡线”分出的两个半壁的地形 我国地形是西高东低,从西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逐级而下,到达东部滨海平原,其间的大陆地形由两条山脉组成的地形界线将其分成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之间的地形界线是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横断山;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的地形界线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以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8844.43米)为最高峰的一系列高大山系和青藏高原(海拔4500~5200米),为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在青藏高原的北边和东边,地势急剧下降至海拔1000米,局部地区低于500米,这里的主要地貌类型为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和盆地(四川盆地、关中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第三阶梯在第二阶梯以东,地势由海拔1000米左右降至几十米至几米,在这里,众多东流入海的江河将携带的泥沙沉积下来,形成冲积平原,主要地貌类型为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丘陵(辽东丘陵、山东丘陵和东南丘陵)。

  “胡线”分出的东南半壁包括第三台阶全部和第二台阶的四川盆地、关中盆地、云贵高原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和陕北部分。“胡线”分出的西北半壁大致包括第二台阶的甘肃黄土高原、蒙新高原和第一台阶的青藏高原。

  “胡线”分出的两个半壁的气候 根据我国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全国大致可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域的分界是:北起东北大兴安岭的西坡,向南沿内蒙古高原东部边缘,进入华北转向沿内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向西南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然后直接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相连接。在这条线以东就是东部季风区,以西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是后面这两个自然区域的分界线。

  “胡线”与东部季风区的西部边界线都是呈东北—西南走向,两条线的南段几乎相重合,其中段和北段仅有小角度交叉,因此可以大致认为,“胡线”分出的东南半壁的范围就是东部季风区。“胡线”分出的西北半壁,包括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绝大部分。

  “胡线”分出东南半壁北部的东北平原,为中温带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其中部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几乎都是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其南部的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东南丘陵区和云贵高原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胡线”分出东南半壁的绝大部分水热条件普遍良好,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和自然植被的繁茂生长,从而造就出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等河网密布的“鱼米之乡”,以及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和关中平原以小麦耕作为主的“粮仓”;在东南丘陵地带和云贵高原的河谷平地以及丘陵低山之间的小盆埧区,形成了以水稻为主的农业区。

  “胡线”分出西北半壁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被贺兰山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的内蒙古高原为中温带半干旱气候,这里的水分条件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只能发展畜牧业;其西部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北疆盆地为中温带干旱气候,南疆盆地和甘肃河西走廊为暖温带干旱气候,这些地区的自然地面呈荒漠景观,只能发展粗放的畜牧业和利用附近山区冰雪融水发展小面积的绿洲灌溉农业。青藏高寒区绝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这里只能发展少量畜牧业。

  “胡线”是这样产生的 长期历史证明,我国各个地区人口分布密度,主要决定其地形和气候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与交通状况、开发历史的长短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也有关。前已述及,“胡线”分出的东南半壁绝大部分,地势低平、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以及气候湿热、雨热同季,水分条件良好,是我国富庶的“鱼米之乡”和重要的小麦“粮仓”;加上又有多条大江大河,濒临海洋,交通便利,城镇多,开发历史悠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这里人口分布密集。“胡线”分出的西北半壁,深居内陆,多山地高原,耕地很少,降水稀少,属于干旱半干旱和高寒的气候,以畜牧业为主,而且交通不便,城镇少,开发历史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因此这里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工矿区、交通沿线和河流沿岸,总体人口分布很稀疏。

  从我国东部到西部,地势逐渐升高,降水量减少,温度降低,气候由温暖湿润逐渐变得寒冷干旱,人类赖以生息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逐渐变差,从而形成灌溉农业区→完全靠降水获得水分的旱作农业区→农牧交错带→草原牧业区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序列。灌溉农业区的南面是我国的“鱼米之乡”,其北面是我国以麦类生产为主的“粮仓”,这里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旱作农业区生产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居住生活的人口密度较小。草原牧业区气候较恶劣,生产力低下,不适合人类聚群而居,只能逐水草而迁移,这里地广人稀,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这样一来,在我国人口密度由东向西逐渐减小的过程中,到达农牧交错带,就形成了人口分布呈“悬崖式”减小的“胡线”。这些变化结果表明,“胡线”是我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选择和产物。

  在地理学界早已摒弃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们似乎都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环境的制约。但是,神奇的“胡线”说明,我国人口分布似乎早已被一种非人力的东西所决定了。这种看法,将会在后面的论述中得到证实。

  “胡焕庸线”是一条稳定不变的线

  自古以来,我国人口的地域分布就严重不均衡,因此,引起的人口迁移活动也从来未曾停止过。

  我国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8年),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在燕山以南,太行山和伏牛山以东,淮河以北,东至海边,那时我国人口疏密分界线是燕山—太行山—淮河。此后经历了西晋“永嘉丧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等几次大规模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活动,遂使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地区。到了明清时期,又经历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和“走西口”等几次大规模移民。从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移民的范围来看,大多数是在“胡线”分出的东南半壁内进行的,所以对“胡线”的存在毫无影响。

  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移民活动,主要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水旱灾害、王朝统治者的政令和多次战乱导致的。在这里,举出历史上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这个事例来证明。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1341—1366年),中原地区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战乱不断。在此期间,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的山西晋南一带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原地区老百姓听说晋南一带富庶,又不打仗,便纷纷逃往那里,于是山西省人满为患,中原地区反而成为人烟稀少的地区。明朝统治者平定战乱后,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先后从山西、浙江一带实行了约50年的移民活动。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而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洪洞是山西迁民的重点县,官方规定,凡迁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并在限定的日期到寺院的大槐树下报到集合,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就调集大批官兵,将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强制迁移。在黄淮地区,至今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洪洞大槐树被称为我国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

  1949年以后,我国大地上又进行了几次浩大的人口迁徙活动—从建国初期的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到20世纪60年代西南地区的“大三线”建设,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些大规模迁徙活动,我国政府似乎是有意要改变我国东部和西部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数十年过去了,“胡线”两侧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是否有了大的变化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专家使用我国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台湾缺数据)计算,其结果是:“胡线”分出的东南半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1%,其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9%,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例约为94:6,与胡先生当初计算的结果相比变化不大。70多年时间过去了,我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3亿,是胡先生那时4.7亿人的近3倍,但是人口地区分布竟然还是照旧。这说明,无论中国人在自己大地上怎样迁移,都很难动摇“胡线”。

  “胡线”为何能如此“神奇”—长期保持岿然不动?究其原因,可能“胡线”是我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而构成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大地形基本会长期保持不变动;同时,气候恶化引起我国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大范围远距离迁移人口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地理学家普遍认为,“胡线”的稳定性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当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厂矿企业会增多并在空间上会有所扩展,交通运输也会越来越便利,这样必然会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但是这对我国人口分布的格局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自然和人文沿着“胡焕庸线”突变

  “胡线”的“神奇”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它是我国人口分布的一条岿然不动的突变线,它还是我国一些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的突变线。

  “胡线”从北到南贯穿在我国农牧交错带之中,从人文方面看,它东边是汉民族和农耕社会,西边是少数民族和草原游牧社会,其东西两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截然不同。

  我国的风景到“胡线”也出现突变:从其分出的东南半壁到西北半壁,风景由优美变成了壮美,由幽景变成了旷景,由田园风光变成了草原风光,由青山绿水变成了雪山大漠。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在“选美中国”活动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分布,在“胡线”西北半壁的只占4%,而在其东南半壁的却占到了96%,这与胡先生对我国人口分布的描述不谋而合。

  有学者曾研究了我国历史时期(公元前2300—公元2000年)地震震中的地区分布情况得出,“胡线”还是我国地震的多寡划分线,此线以西多地震,此线以东地震少。

  “胡线”虽然看似“简单”,仅仅是中国地图上的一条线,在中国大地上看不见,但它又确实是在我国大地上存在的一条线。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它是人们对中国大地科学抽象思维的花朵和结晶。